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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调解力度 维护社会稳定

刘颖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在解决各类纠纷中独具优势，法院所审理的民商事案件撤诉的有近百分之九十是在法官调解下撤诉的，对减少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当事人与法官的对立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及时解决纠纷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以来，结合案件质量年活动，我院以“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十六字为指导方针，以“自愿、合法、灵活”为基本原则，不断改进和加强民事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了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把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庭外调解贯穿诉讼的全过程。我院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不断上升，调解工作取得显著效果，调撤率达到70%以上，在黑河市法院系统位居第一。

一、2008年民商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我院2008年民商事案件收案1922件（不含上年旧存2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13件；结案1918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74件；调解和撤诉共1456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54件；调撤率为75、91%。撤诉500件，同比上升246件，占调撤结案的34、34%，同比上升14、84个百分点；调解956件，同比下降92件，占调撤结案的65、66%。从以上的统计数据来看，撤诉结案的比例在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促成当事人的撤诉，我们注重诉讼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和紧密结合，努力建立多种调解并举的大调解格局。一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的规范和指导，支持人民调解，达到撤诉；二是在诉讼调解中注重激活调解资源，借助社会力量调解，邀请人民调解组织或行政部门协助或者主持调解，达到撤诉；三是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结合，积极构筑政府调处平台，达到撤诉。

二、我院民商事案件调撤工作的具体做法

（一）把调撤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评方案，方案要求调撤率达到75%得基础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加0、1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减0、1分。
（二）设立最佳调解奖，奖励全年调撤结案多的法官，奖励分一、二、三等，并按获奖等级发放奖金。
（三）庭长和主管院长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案件的质量，加强了当事人的信任感，调解的成功率也较高。1月份，青山法庭审理了187起养奶牛户诉某乳品厂拖欠奶资款的案件，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群体上访事件，影响节前的社会稳定。在庭长和主管院长的参与下，多方协调，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之后又有不少养奶牛户看到事件的圆满解决，又纷纷来法院起诉，最终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树立了法院的威信。
（四）每个月召开全院干警大会，由院长亲自公布各庭的案件审理情况，包括收结案数、结案率、调撤率、个人结案情况等，并肯定调撤工作做得好的审判庭，对调撤工作做的不好的审判庭给予警示，这在很大程度上督促了案件的审理进程，促使各庭加大调解力度，提高调撤率。

三、调撤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案件通过调解撤诉结案后，让当事人能够接受协商的结果，自动履行率高。
（二）调解协议以双方自愿为基础，有利于执行，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行诉讼调解与执行的统一。
（三）降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对抗性，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长期良好关系。
（四）彻底解决纠纷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因其具有简便、灵活、高效、经济的特点，能够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能节约司法资源，达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院充分认识到调解撤诉的独特优势，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机制来抓，提倡民事案件“能调则调”，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最大限度的促进案件调解撤诉解决。它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减少错误成本的产生。 “调解是最佳结案方式、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杜绝上访缠诉的有利措施。调解率高就是法官办案能力强”，已经成为民事干警的共识。

四、调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自身问题。调解撤诉中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法官耐心不够，在做了一些调解工作而没有取得效果的时候，就会失去信心而放弃；或者一些法官虽然具有足够的耐心，但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心理学知识，不能很好的把握当事人的心理，从而不能将调解工作做到位、做好；甚至有部分法官素质较差、责任心不强，只注重调解率，不顾调解质量，存在“和稀泥”的现象等等。
（二）当事人的自身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法律知识匮乏，认为只有判决才有效，对什么是调解、调解的效力等持怀疑的态度，从而影响了调解的进行。
（三）我国现有社会法律制度的问题。一是“调审合一”审判方式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居中裁判，处于消极地位，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的双重身份，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在调解中需要法官走下法台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制定调解方案，如果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二是对于诉讼调解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统一操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在司法实践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判决的前提条件，而并非是诉讼调解的必要条件。许多法官认为，当事人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自愿就争端的解决达成了调解协议，继而撤诉，这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其处分权，如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就应当依法确认其自愿性和有效性。实践证明，这种程序欠缺的调解一般比事清责明的调解更能发挥功效，更具有亲和力。三是调解中的职权色彩过于偏重，法官在调解中具有主动权，可以决定何时调解、如何调解，也可以不做调解工作，直接以判决方式结案。

五、今后加强调撤工作的建议

（一）在合议庭法官的指导下，建立专门由法官助理和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书记员组成的庭前调解队伍，加强了诉讼调解的力量。调解人员在自愿、平等、合法、高效的原则下，适时扩大简易程序庭前调解的案件范围。
（二）将诉讼调解工作与人民调解相结合，举办法律讲座和法律咨询以及邀请人民调解员到法庭旁听案件或参加陪审的方式对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
（三）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案件信息通报及监督制度，定时向各个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反馈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工作。
（四）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法院不能强制调解。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于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官不得在未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参加调解，调解方案应当首先由当事人提出。
（五）调解撤诉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其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对争议较大，待法庭辩论结束后调解或休庭后调解。此时，对有些争议较大，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猜测，双方为减少损失而作妥协，这是比较容易调解的时机，可以说也是调解关键阶段，审判法官应紧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行调解，以便促进当事人的撤诉。
（七）调解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原则，过去我们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过程中，往往是必须查明事实，在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不等于和稀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调解的基础，那么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语言对抗激烈，均为各个的利益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法官就是断案，调解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因此毫不退让甚至产生冲突，给调解工作设置了障碍。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民事诉讼中全面实行举证责任和期限，强化了当事人主义、当事人的处分权。根据处分原则，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在明确各自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即可解决争议。当然，为了确保当事人的处分权不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法院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进行必要的监督，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时，应予以制止。不应使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合意过程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显得不那么重要，法院调解的根基在于当事人的合意。调解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与判决中权利和义务的划分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存在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或事实不明，相反，只有基本的事实清楚，是非分别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自觉履行。所以，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而撤诉的，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黑龙江省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

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在世界物证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探讨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一， 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时期是我国物证技术的萌芽时期。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以应用：
《周礼》中便有关于物证的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其中涉及到相应得物证技术的应用。1〕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用来规范此类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听称责以傅别”。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秦朝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3 p.264〕“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 ，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 〔3 p.27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3 p.268〕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欧伤为?，欧人成创为?）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