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002年9月29日宁波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2年10月31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整洁、优美、文明的城市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建成区以及独立工业区、经济开发区内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地区。
第三条本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部门配合、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市城市管理局主管本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受市城市管理局委托具体负责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的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市区范围内行使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第六条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市容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市容环境卫生设施，保障市容环境卫生事业所需经费。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市民的文明和市容环境卫生意识，提高公共道德水平。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市容环境卫生的权利和义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劝阻或举报。
第二章市容环境卫生责任
第八条市和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本市市容环境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组织编制市容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二）编制市容环境卫生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制定市容环境卫生专业作业标准，并组织实施；
（四）组织落实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工作；
（五）组织市容环境卫生专业作业服务招标工作；
（六）组织市容环境卫生监督检查。
第九条本市实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制度。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做好责任区内的市容环境卫生工作。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是指有关单位和个人所有、使用或者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场所及其一定范围内的区域。
第十条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责任人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城市主次干道、桥梁、地下通道、公共广场等城市公共区域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负责；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场所由产权人负责；产权人、管理人、使用人之间约定管理责任的，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
（三）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尚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居民委员会负责，责任区范围内的单位和住户应当按规定支付清扫保洁费；
（四）居住区外的街巷，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负责；
（五）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户的周边区域，由相关单位及个体经营户负责；
（六）各类市场、公共绿地、展览展销等公共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七）建设工地由建设单位负责，待建地块由产权单位负责；
（八）江、河、湖泊的水域，由管理单位负责；
（九）化粪池、储粪池、污水池的日常管理，由产权单位负责。
责任不明确的区域和城乡接合部，由所在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定责任区，确定责任人。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具体范围和责任要求，由当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告知责任人。
第十一条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责任要求是：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乱停车等行为；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无污迹，无余泥渣土，无蚊蝇孽生地；
（三）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保持其整洁、完好；
（四）制止损害、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通知城市管理执法组织查处。
第十二条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履行环境卫生保洁责任。责任人可以自行履行，也可以委托市容环境卫生专业服务单位（以下简称专业服务单位）履行。责任人既不自行履行，又不委托专业服务单位履行的，予以公开通报批评。
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未履行环境卫生保洁责任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委托专业服务单位代为履行，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章市容管理
第十三条市和县（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城市容貌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当地的城市容貌标准，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城市容貌标准包括对建筑景观、公共设施、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广告标志、店名招牌、公共场所等方面的要求。
第十四条城市中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应当保持整洁、完好、美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城市中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所有者、使用者或者管理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对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外部进行清洗或者粉刷，对破损、有碍市容或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及时维修或拆除。具体规定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委托专业服务单位代为清洗、粉刷或者拆除，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城市主要道路两侧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屋顶、平台、外走廊，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
不得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护栏、电杆、树木、路牌等设施上晾晒衣服、吊挂物品。
在城市道路两侧的临街建筑物上安装空调、防盗窗、遮雨篷等应当保持其安全、整洁、完好，并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清除，并可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两侧及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经批准在城市道路、建筑物、构筑物、公共场所、公共设施上搭建牌楼、设置横幅、彩旗、气球等宣传物品和临时设置架空线的，应当保持整洁，不得遮盖路标、妨碍交通，并按规定时限拆除。
不得在城市桥梁、道路两侧、地下通道和其他公共场所派发经营性宣传物品。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拆除或没收有关宣传物品，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经批准在城市道路两侧和景观区域的建筑物开设门窗或者进行其他门面装饰装修的，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户外广告以及霓虹灯、招牌、标志牌、灯箱等户外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设置单位应当负责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全或者污损、残缺、错误、脱落、陈旧的，应当及时更新、整修或者拆除。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拆除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审批时应当征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九条城市中的公共汽车站牌、候车亭、岗亭、交通标志、公用电话亭、邮政信箱、消防栓、照明设施、窨井盖、电杆、栏杆等公用设施及路名牌、楼房幢号门牌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设置单位应当进行日常维护，保持其完好、整洁、美观，对存在安全隐患或失去使用价值的，应当及时整修或拆除。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委托专业服务单位代为清洗、整修或拆除，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城市主要道路两侧新建建筑物的临街一侧需要设置围墙的，应当选用透景栅栏、绿篱或花坛、草坪等作为分界。透景围墙内应当保持整洁美观。
第二十一条城市道路两侧和景观区域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公共设施应当按照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规定设置景观灯光设施。景观灯光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保持景观灯光设施的完好，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开闭景观灯光设施。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景观灯光设施实行供用电优惠政策，鼓励景观灯光设施的设置和使用。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违法行为人拒不接受处罚的，可以暂扣其经营、兜售的物品和有关的工具，要求其限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属于无照经营的，按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城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的建筑物、构筑物内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和外墙设摊经营。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经批准临时占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举办活动的，应当保持周围市容环境卫生整洁。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车辆清洗场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和城市容貌标准。从事车辆清洗、修理以及废品收购和废弃物接纳作业的，不得占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废弃物向外洒落，保持经营场所周围环境整洁。
单位和饮食业经营者不得将排油烟口、排污水口、炉口面向道路。已经设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周围环境整洁，并逐步改造、拆除。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树木、电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设置、张贴、涂写、刻画各种宣传物品。零星招贴物应当张贴于固定的公共招贴栏中。因持殊情况需要临时张贴、悬挂宣传物品的，应当征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张贴或悬挂，并在期满后立即清除。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今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委托专业服务单位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可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涉及公安、工商行政、卫生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城市管理执法组织应当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应当按照规定设置遮挡围墙，进出口的路面应当实行硬化处理，并设置车辆清洗设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飞扬、污水流溢、污染道路。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除剩余材料、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和其他废弃物，并拆除施工临时设施。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令其及时清洗道路和清除废弃物，逾期不清洗、清除的，委托专业服务单位代为清洗、清除，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应当保持外形完好、整洁。车辆严重破损、车容明显不洁的，不得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违反规定的，责令就近修理或清洗，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运输砂石、水泥等散装货物、液体、工程渣土、垃圾、粪便等车辆应当采取密闭、覆盖等措施，避免泄漏、散落或者飞扬；装卸货物后，应当保持周围场地整洁。违反规定的责令其清洗道路或者场地；拒不清洗的，委托专业服务单位代为清洗，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规定，违法行为人拒不接受行政处罚的，城市管理执法组织可以会同公安部门对车辆采取暂扣、原地锁定或者强制拖离等措施。
第四章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七条禁止下列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
（二）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口香糖等废弃物；
（三）乱倒垃圾、污水、粪便和乱扔动物尸体；
（四）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五）其他有损环境卫生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每次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和食用鸽。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处理；逾期不改正的，予以没收，并可按每只五十元处以罚款。
居民饲养信鸽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具备相应的条件，并采取措施防止影响周围市容环境卫生。具体规定由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违反规定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影响市容环境卫生严重的，可责令搬迁。
居民饲养宠物应当遵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环境卫生。宠物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排泄的粪便应当由物主即时清除。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应当采取方便居民的方式，做到日产日清，并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居民应当按照规定的方式、地点、时间倾倒生活垃圾，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产生建筑垃圾、工程渣土、泥浆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向当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处置手续，并按核定的路线、时间和方式清运。
产生营业垃圾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服务单位清运垃圾。
居民装修房屋产生的垃圾应当按规定投放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支付建筑装潢垃圾清运费。
第三十一条化粪池、储粪池的粪便，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统一组织清运、疏通，防止阻塞、外溢。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处置建筑垃圾、工程渣土、营业垃圾、装修垃圾、粪便等，不得任意倾倒。违反规定，责令限期清除，并可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单位和饮食业经营者产生的餐厨垃圾，应当单独收集、自行处置或者委托专业服务单位收集和处置，不得直接排入下水道。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因水、电、通讯设施建设等开挖路面或者因栽培、修剪树木、花草等作业留下渣土、树叶等杂物的，作业单位应当即时清除。
清理窨井淤泥产生的废弃物，作业单位应当即时清运、处理，并清洗作业场地，不得乱堆、乱放、乱倒。
违反本条规定的，责令立即清除，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鼓励单位和个人兴办城市垃圾清扫、运输、无害化处理等专业服务企业。
凡委托专业服务单位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城市垃圾等废弃物的，应当按规定支付服务费。具体办法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三十六条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容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及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标准，编制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和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七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配套建设环境卫生设施。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环境卫生设施应当与其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新建、改建环境卫生设施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规划和设计审查、施工监督和竣工验收。对不符合国家有关建设标准要求的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予以改建，经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规定标准设置公共厕所、垃圾容器、废物箱及其他配套的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建筑工地应当设置三类以上水冲式公厕和垃圾容器并采取消毒灭蝇措施。各类船舶及码头应当配置符合规定的垃圾、粪便收集容器。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环境卫生设施的产权单位，应当加强对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定期进行保养、维修、更新，保持环境卫生设施的整洁、完好、有效。
公共厕所及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应当设置明显、规范、统一的标志，并有专人负责保洁，按时开放。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拆除、封闭环境卫生设施，不得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的使用性质。违反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因城市建设确需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提出拆建方案，经所在地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规划予以重建。
第六章其他规定
第四十一条市和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市容环境卫生投诉制度和举报奖励制度。
第四十二条侮辱、殴打市容环境卫生专业服务人员或者阻碍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本条例所称的城市主要道路，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1993年5月1日施行的《宁波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私法概念之再研究
－－兼论私法观念的革命
孙文桢 武汉工程大学 法学教授
内容提要: 私法概念的界定应当从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入手，并以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为基础。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可科学地界定私法。这种界定同时也实现了私法观念的革命，产生了新的私法观。对于今日中国的民法法典化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将未来的民法典建成宏伟大厦，而不是将其弄成“三根棒棒”；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民法理论，使其更加充实和丰满。
私法的概念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笔者之所以对这个老问题进行再研究，{2}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故有必要继续探讨。目前的情形是，学者们虽然经常使用“私法”这个概念，但却各有各的私法观，意见很不统一。即使这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值得继续探讨，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3}其二，目前的民法法典化需要对此问题继续研究。我国《民法典》尚未制定出来，我们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既然民法是基本私法，那么，在对民法进行法典化时，就必须树立科学的私法观，首先搞清什么是“私法”，进而搞清什么是基本私法的“基本”，然后才能准确地界定民法的内涵。为达此目的，就需要研究私法的概念。其三，为了“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私法在我国被称为“民商法”，目前的私法研究实际上只是对于民法和商法的分别研究，而缺乏整体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冲破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狭小范围，而立足于私法的整个体系，高屋建瓴，俯瞰民法和商法。已有学者呼吁“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4}而本研究专门探讨私法的概念，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响应这种呼吁。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陆法国家的传统法学理论中，“私法”乃“公法”的对称。所以，从思维的逻辑顺序上讲，研究私法的概念应当从研究私法和公法的区分标准开始。{5}
一、公私法区分标准的学说争议
（一）六种学说内容概述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次将法律区分为私法和公法以来，私法公法的区分就一直为大陆法国家所承认并坚持。但在区分所依凭的标准问题上迄今却未达成共识。据统计，到20世纪初，在此问题上相互冲突的学说就已经多达十七种。{6}将这些学说作逐一罗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分门别类并抽象概括出其中的代表性学说以进行分析，则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抽象概括之后，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代表性学说有三种，即目的说、关系说和主体说；{7}王泽鉴教授认为，关于这种区分标准的学说有四种，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和新主体说；{8}沈宗灵教授将所有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学说归纳为五种，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性质说和折衷说。{9}可以说，在私法公法区分标准这个问题上，我国学界主要有六种学说，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新主体说、性质说和折衷说。
在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六种学说中，目的说历史最为悠久。该说以法律的目的在于私益抑或公益而区分私法公法：凡其目的在于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就是私法；凡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就是公法。目的说肇端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即所谓公法是“涉及罗马帝国政体的法律”，而私法则是“涉及私人利益的法律”。{10}
关系说着眼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依照该说，凡调整权力服从关系即隶属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而调整平等对应关系即非隶属关系的法律就是私法。{11}
主体说为德国学者耶利内克所首倡，并获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的赞同。该说认为，如果法律关系主体中至少有一方是国家公权力主体，则构成公法关系，否则就是私法关系。{12}
新主体说认为，“仅对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适用的法律为公法；对任何人均可适用的法律则为私法”。{13}
性质说以瑞士法学家伯克哈特为代表。该说认为，公法是强行法，由国家机关根据职权强制执行，其法律关系不能由当事人任意改变，而私法是任意法，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其强制执行也应以当事人的要求为前提。{14}
与前五种学说采单一标准以区分私法公法不同的是，折衷说采取了混合标准，主张将上述几种标准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特别是将关系说和主体说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法国法学家沃林的观点堪称代表。沃林教授认为，“公法实际上是调整公共机构和被统治者，即以国家为一方并以个人为另一方的法律，但并非公共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由公法调整，它仅调整公共机构在行使其命令权时的那些关系”。{15}
折衷说在我国也有赞同者。例如，有学者认为，“凡涉及公共权力、公共利益，体现上下隶属关系、管理关系的法律为公法，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凡规定私人之间利益关系、体现平权关系、确认意志自由选择的法律为私法，如民法、商法等”。{16}
（二）对六种学说的评析
在前述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六种学说中，除折衷说采混合标准外，其他学说均采单一标准，而在采单一标准的诸学说中，除了目的说采实质标准外，其余四说均采形式标准。
目的说正确地看到了法律因其所指向的目的不同而保护不同的利益，但是该说太过笼统模糊。诚然，在有些情形下，某种利益是私益还是公益，很容易分别。但是，私益和公益往往相互交织，因而在许多情形下并不容易分别。一方面，法律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地保护着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法律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也在最终的意义上保护了私人利益。该说将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根本无视同一法律同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事实。在这种同时保护的情形下，有关法律到底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则很难说清。
目的说笼统模糊的缺陷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往往难以确定。对同一种利益，有人认为属于私人利益，而有人则认为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情形在今日中国社会，尤为多见并且突出。{17}
关系说以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属于平等关系抑或不平等关系而区分私法和公法，从而表明了该说试图从法律调整对象方面寻求问题答案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方向无疑值得肯定，因为法律划分的基本依据就是法律的调整对象。{18}同时，关系说确实也道出了私法和公法各自的某些特征，如私法调整对象中的确有着大量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公法调整对象中也的确有着不少不平等关系。但问题是，不平等关系是否完全等同于公法所调整的关系，而平等关系是否完全等同于私法所调整的关系？
形象直观乃关系说的突出特点，而中华民族正好长于形象直观思维而拙于抽象逻辑思维，于是关系说就很容易为国人所接受。中国社会有着数千年漫长浓厚并且根深蒂固的等级传统，而任何一位生活于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也绝不敢忽视那无处不在的严格等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在其生命里的绝大部分时光中，他都在承受着这种等级的森严沉重。因此，对于平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中国人比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有着更为强烈的感受。关系说在今日中国有着天然的远远胜过其他学说的吸引力，其原因正在于此。在法律的门外汉那里，甚至在某些法学者那里，关系说颇受欢迎，因为一眼望去，私法调整的似乎都是平等关系，而公法调整的似乎都是不平等关系。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该条采纳的正是关系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民法通则》颁行以来，关系说已经深入国人之心，即使法官也深受其影响而往往依照关系说作出裁判，如发生于2005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梁华仁等七位法学教授状告中国政法大学低价回购旧房被驳回起诉一案即堪称适例。{19}
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让思想停留在如此肤浅的层面而愿意作深入思考，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私法也同样调整着不平等关系。亲属法中父母和其未成年子女的关系、监护法中的监护关系、公司法中股东（大）会和股东的关系等等，都是私法中不折不扣的不平等关系。合同关系被视为平等关系的典型，但即使在这种典型的平等关系中，也可以看见不平等关系的身影，如在雇佣合同中，就存在着管理指挥的权力和对此管理指挥权力的服从。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照关系说，公法并不调整平等关系，但这显然不合事实，因为诸如两个同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两个公民之间的选举权纠纷关系等等平等关系正为公法所现实地调整着。更让人不能不忧虑的是，关系说还潜藏着恶果。某些本应按私法予以处理的案件，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当事人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被按公法进行了处理，如高校学生状告其所在高校侵权的案件、国家侵权案件、公务员招考中考生权利受侵害的案件等等均属此类。
主体说和新主体说有着内在的关联，后者实乃前者的翻版。主体说认为，如果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代表国家公权力，则该法律关系就是公法关系，而如果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国家公权力，则这种法律关系就是私法关系。该学说的真理性在于，公法关系中确实有一部分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代表着国家公权力，而私法关系中，也确实有大量的关系，其主体的任何一方都与国家公权力无涉。但是，有两类现象为主体说所无法解释：其一，在有些私法关系中，也有国家公权力参与，如国家侵权关系和国家以国库资格参与的国库券发行关系；其二，在有些公法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国家公权力，如两个公民之间因为其中一位有无选举权而发生的纠纷。
作为主体说实际上的翻版，新主体说具有主体说所具有的一切缺陷。此外，新主体说认为“对任何人均可适用的法律则为私法”，这实在难谓科学。事实很明显，刑法、选举法、戒严法、国籍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等法律对任何国人都可以适用，但这些法却都不是私法。
性质说以是否具有强行性而区分私法和公法。笔者认为，该说不但没有触及问题的内容和本质，只是就形式和现象立论，并且该说也违反了形式逻辑。诚然，公法具有强行性，不可由当事人任意变更，而私法具有任意性，其法律关系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加以改变。但是，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具有强行性的法律就是公法，而不具有强行性的法律就是私法呢？衡诸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命题成立，其逆命题未必成立。
性质说也违背了法理，因为它混淆了法律调整的强行性和法律调整对象的特性。法律的调整，无论是公法的调整抑或私法的调整，尽管其强行性的程度不同，但却都有着强行性，这一点不可否认，这也正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强行性既为私法公法所共有，则按照这一共性，焉能将私法和公法区分开来？
从反面看，公法中也有着关于双方合意的规定，也有着经过要求才能强制执行的规定，甚至还有着当事人可以任意处置的规定，如根据选举法，公民可以行使选举权，也可以放弃行使选举权；同时，私法中也不缺乏强行性规定，对于这些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加以改变，如婚姻法、继承法中的某些规定。所以，依据是否具有强行性而区分私法和公法并不可行。
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关系说一样，性质说在我国也颇有影响。稍微不同的是，关系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实践方面，而性质说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学者论述当中。论及私法中愈来愈多的强行性规范时，有学者往往会顺势地发一通“私法公法化”的感慨。显然，在发这种感慨的学者看来，强行性规范就是公法规范，公法规范就是强行性规范。{20}
最后，我们来看折衷说。在理论研究中，折衷堪称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某一问题，当各方均已抒发了自己的见解，而仍不能使他方服膺时，折衷往往就会适时地出笼，并且因其常作全面辩证状，而每每获得思维懒惰者的盲从。折衷的惯用手段是：你们各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应当综合起来看待问题，云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理论研究中所谓的“折衷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绝对算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因为它并没有给有关研究增加任何新的信息。折衷方法以其显而易见的平庸决定了它对于智慧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因而极易为辩证法学养缺乏或者欠佳者所接受。折衷方法与中国社会的中庸很是相宜，讲究不偏不倚和模糊不清，而反对独立见解和明确表态。若用作一种处世态度以应付日甚一日地浸染着等级味、金钱味、关系味而唯独鲜见法治味的今日中国社会，折衷的方法也许再也合适不过，但是，对严肃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研究来说，折衷的方法却实在难谓恰当。
在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问题上的折衷说虽为法国学者所提出，并有我国学者附和赞同，但正如上述对于折衷的一般批判所言，该说并未在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并未给有关研究增加新的信息，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叠加已有的学说，因而不可能比作为其构成成分的那些学说更为让人服膺。
二、私法公法区分的应然标准
私法公法的区分标准问题虽然与公权力和私权利、公益和私益的对立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它并不仅仅是公权力和私权利、公益和私益的对立问题；虽然与平等和隶属、强行和任意的分野不可分割，但它也不仅仅是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分野问题。它只有在对人民{21}和政府的关系的探求中才能得到准确把握，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市民社会的理论为研究的切入点。
同时，我们还应当明确，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确定，实质上也是一个如何概括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对任何一个法律的私法公法属性都无法判断，相反，我们知道民法属于私法，知道刑法和行政法属于公法。前述学说中除折衷说之外的其他学说虽均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但却在概括的完全性和准确性上出了问题。所以，在确定私法公法的区分标准时，我们还应当注意概括的完全性和准确性。
（一）市民社会的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市民社会有三种形态，即古典市民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当代发展，相应地就有三种市民社会理论，而与本文探讨相关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三者之间并无明确区分。{22}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而西塞罗则在公元1世纪明确了古典市民社会的含义。到了13、14世纪，无论为教皇的神权统治进行辩护的学者，抑或为国王的世俗统治提供合理性说明的思想家，都仍然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他们所重新使用的“市民社会”一词，主要是指政治国家或者城邦国家，其内容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赋予此词的含义。可以看出，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往往在政治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不认为家庭、私有财产、工商业活动等属于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认为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拥有政府和法律这样一些政治文明因素。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23}黑格尔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明确区分开来，这堪称居功甚伟；不过，黑格尔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如认为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即是。
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认为政治国家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政治社会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24}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处于政治国家之外，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基础，市民社会自己完全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根本不必仰仗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一对范畴中，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正所谓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而已。{25}
由葛兰西开创并由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等人所发展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将独立的社团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从而在文化层面上界定了市民社会，为市民社会概念增添了新的内涵。近二三十年间，市民社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复兴和拓深，这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延续。诸多当下的市民社会论者都将理论源头追溯至葛兰西以降的市民社会理论脉络，从中发掘并援用自己所需的资源。最突出的当属柯亨与阿拉托。他们依据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视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社团领域（尤其是自愿性社团）、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26}
在我国，比之于社会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民法学界的相关探讨显得少了一些。张俊浩教授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而已；{27}徐国栋教授认为，市民社会的传统并非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而是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时期就存在了。{28}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我国民法学界在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时，普遍以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的重点，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基础。这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因为今日中国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所产生于其中的那个历史阶段，至少在经济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性。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理解上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我国民法学界目前惯常将私法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很明显，如果不进一步挖掘市场经济背后潜在的社会根源，而仅仅停留于表面，则无法获知私法的本质。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并不能凭空而生，它只不过是市民社会在经济层面的表现方式而已，而绝非市民社会的全貌。因此，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探求私法的内涵，则势必会得出私法是调整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这样片面的结论。
笔者认为，在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时，固然应当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和基础，因为该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恰当地表述了经济关系对于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当吸收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和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内涵。笔者在后文论述私法观念的革命时论及社团和社员之间的民事权力问题，正是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得到了相关启示。
（二）私法公法区分的应然标准：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与今日中国的民法学研究密切相关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前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均区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个概念，只是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以这三个概念的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思维上通过这样的步骤来区分私法和公法：首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将其全部社会关系分为三大类，即国家统治关系、{29}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其次，调整国家统治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为“公法”，而调整非国家统治关系包括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为“私法”；最后，此处的“国家统治关系”就是公社会关系，而“非国家统治关系”则是私社会关系，包括了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一言以蔽之，公法私法的区分标准就是作为其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此后如无特别说明，一律将“私社会关系”简称为“私关系”，将“公社会关系”简称为“公关系”。
对于国家统治关系，我们可以从内容、结构和职能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内容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政治统治关系、经济统治关系、文化统治关系、军事统治关系、环境统治关系等。对这些国家统治关系进行法律调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法。例如，在政治统治方面，公法有选举法、立法法、行政法、法院组织法、刑法、各种诉讼法等；在经济统治方面，公法有经济法和计划生育法等；{30}在文化统治方面，公法有书报检查法、文物管理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在军事统治方面，公法有兵役法等军事法；在环境统治方面，公法有环保法。从结构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了国家公权的形成关系和国家公权的行使关系。前者可谓“自下而上”的关系，如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生的关系、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关系、国家机构的组织关系等等；后者可谓“自上而下”的关系，如国家机关对公民的行政许可关系、行政处罚关系、审判关系、军事管制关系等等。从职能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政治镇压关系和社会管理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在其本质上乃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因而国家的职能就可归结为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并且这里的社会管理不管多么的貌似没有政治镇压的色彩,甚至可能还会表现出某些温情脉脉的油彩，但其最终目的则都是为政治镇压服务的。据此，调整国家统治关系的法律即公法就可分为政治镇压的法律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前者如刑法，后者如环保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垄断法等等。在此，我们还可以附带地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后者即“社会管理法”，其实就是在法律划分问题上主张三分法，即将法律分为私法、公法和社会法的学者所说的“社会法”。换言之，所谓“社会法”，并不能与公法、私法相并列，而应该属于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