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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一、民事程序价值的一般含义
法律价值有三种基本的含义：第一，价值观念，即存在于一定人群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ideas）；第二，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standards）；第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objectives）。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民事程序的价值，研究者都必须关注价值的一般含义。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中，“价值（value）”一般被认为是客体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具体而言，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它以主体客观存在某种需要为前提；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事物必须恰好具有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者功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价值其实就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的满足需要或者有用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价值的含义还包括主体对自身需要的不断超越性。显然，这里的价值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将价值的哲学意义定位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其背后暗含着主体具有的相对于客体的绝对优势地位，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引申开去，到最后便将主体自身也湮灭了。困扰着现代人的孤独感、无家可归感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前几年学者们大都认为秩序、安全、正义、自由以及效益等是民事程序的价值。
现在，学者们已经开始强调民事程序的内在价值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已经不少了。故笔者不再重复，而是着重探讨一下价值的一般含义。
按照现代哲学论伦理学的一般理论，价值最初属于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意为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也就是某一物品或活动所蕴涵的劳动量。19世纪，在众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下，“价值”这一概念开始突破其经济学意义，而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目前，价值已经被人们普遍视为（哲学）伦理学上的核心范畴。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伦理学主要是就“善”与“恶”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学科，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设定对人、社会、国家以及法律制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我国哲学界将价值定位于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是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认识论、忽视价值论有着一定的联系的。相应地，法学界在法律价值问题研究上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价值存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属于认识论上的范畴。众所周知，认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探索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寻求真理,对人、事物的价值评价，并非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故而，将价值完全定位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前提构建价值理论，这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价值研究的方向。而只有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对人、事物、制度的价值评价才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民事程序价值的研究应与一般的法律价值研究一样，摆脱哲学认识论的束缚，摆脱那种将价值定位于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实际上，民事诉讼决不仅仅是一种以查明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包含着一系列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此外，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也不是由单一主体而是由多个主体通过交互作用进行的，这些主体之间不仅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而且往往会因为利益的矛盾冲突而处于直接对立的诉讼地位：双方当事人为了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攻防，法院代表国家运用法律对这种相互矛盾的利益进行判断，法院的判断除了要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外，还要执行国家的司法政策，考虑国家的及社会公共的利益。那么，民事诉讼活动究竟要满足哪些诉讼主体的需要呢？这不是认识论所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由上可见，只有走出单纯的认识论角度，迈向价值论，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掴臼。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就是所谓的“善”，它是一个“最普通的褒义形容词，意为一种高尚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们或者本身是值得羡慕的，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有用的”。由此可见，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可以被区分为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两个方面，即“作为方法的善”和“作为目的的善”。据此，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有两项独立的价值标准：一是外在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也就是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实现某一外在目标而言是否有用；二是内在价值或者固有价值，也就是该项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

二、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意义
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尤其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此，笔者以为，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思辨活动，而在于为人们评价和重新设计民事诉讼程序提供一系列合理的价值标准。法律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观念、标准、和目标三个角度。其中，价值标准带有根本性。其理由是，对于某一具体的民事诉讼活动或程序，法官、当事人往往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评论，这种评论经常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因个人利益的得失胜负而得出各不相同的评价结论。然而，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标准，不应依附于诉讼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应有着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否则，这种评价很难具有公允性而得到诉讼各方的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还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做出相对独立的评价。民诉程序价值是功利价值和公正价值的组合体。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主要表现为民诉程序对于实施民事法律的有用性和积极意义，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则主要指民诉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使诉辩双方真正受到公正的对待，其应得的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以前，人们倾向于从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价，评价民诉程序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形成正确的裁判结果，民事诉讼法只是为顺利、正确地实施民事法而服务的。由这种逻辑引申开去，最终必然走向否定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固有价值。按照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标准，人们对某一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诸如公正性、人道性、合理性等方面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看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因此，有关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最终将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独立意义的认识。
三、民事诉讼价值的诸方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近年以来，学者们对民事诉讼 程序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将民事诉讼价值概括为公正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自由、秩序与程序保障、诉讼民主以及程序安定。还有学者将民诉价值划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益，外在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应当说，学者们就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所进行的研究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有益的。不少学者显然从法哲学的一般理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和启示，并力图使自己的民诉价值研究适应流行的法律价值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民诉价值不是单一的，而带有多元性，秩序、安全历来为各个国家所看重，但自由、权利保障和正当程序等价值也同样值得重视。此外，民诉活动也要符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标准。然而，这种将一般法律价值直接移植到民诉法中的做法，有着过于空泛的不足。实际上，诸如自由、安全、秩序、正义之类的价值，即可以被视为一般法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可以成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价值标准。研究者如果直接将这些价值套到民事诉讼程序中，有时显得既不恰当，又难以自圆其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应是指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标准。这些价值不存在于诉讼结局之中，而应属于评价民诉程序或者过程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过程价值，民事诉讼程序价值不是指什么抽象的安全、自由秩序和正义价值，而包含着内在价值（公正价值）与外在价值（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两个方面。为实现其内在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必须符合特定的伦理价值标准，具有特定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为实现其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还必须考虑如何对民事法的正确实施具有的效用和保障意义。这两个方面的价值是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价值，相对于二者来说，经济效益价值则处于次级价值的地位，不具有选择上的优先性。此外，所谓的“社会效应”充其量不过是各项民诉程序价值在实现中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应被视为一项独立于经济价值之外的诉讼价值。
就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本身没有轻重之分，但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的时期，基于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民诉程序的设计应当在这两项价值之间有所侧重。不过，我国民事司法的实际使我们不能不更多地关注程序的内在价值。第二，程序正义本身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要求的诉讼价值。尽管追求绝对的公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然程序公正也的确有着一系列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标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立法者对民诉程序的设计，司法机构对民诉程序的实施，都不能低于这些最低的“法律伦理底线”。第三，目前，我们必须确立一种“限制、节制审判权，防止其滥用”的观念，使实体法的实施和程序工具价值的实现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四，必须将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抛开公正的程序而去追求绝对的实体公正，不能通过不公正、不人道的手段而去换取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内容提要】本文拟通过对监狱改造现状的剖析，找到监狱改造目前存在的弊端，结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应有之义，解读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行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探索和实践，并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加以分析，构建了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想模型。
【关 键 词】宽严相济 监狱行刑社会化 建构模式
监狱作为社会痼疾的“医院”，它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将犯罪分子改造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公民。长期以来，我国现有的监狱改造手段单一，片面强调监狱改造功能中惩罚的一面而弱化了它的教育功能。
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过程中，笔者感受颇深，我们现在所持有的鉴于改造的理念和方法均存在偏差，我们在把握宽严相济的尺度上忽视了监狱改造的终极目的，企图用严厉的管制来施加刑罚的威慑力以达到改造犯罪的目的，而忽视了人性化的引导和服刑人员回归社会能力的培养。社会在发展，监狱改造的模式也应与时俱进，将监狱纳入社会的统筹体系，使服刑人员在社会化的环境中改过自新，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是笔者拟通过本文重点阐述的问题。
何为监狱行刑社会化？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观点不一。有学者指出就是指刑事执行应当以促进罪犯再社会化为最高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使监狱环境尽可能与自由社会接近，以培养罪犯的社会适应能力。一言以蔽之，行刑社会化就是通过对罪犯采取社会化的处遇模式，以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1】
一、隔离行刑环境下的现状和弊端
谈到监狱，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与世隔绝，有“高墙之内”、“孤岛”之称。现有的行刑模式，除了物理上的隔离之外，更是在管理方式、运行模式上对服刑人员进行了与外界的心理隔离。这种现状的产生与报应刑主义有着莫大关系。报应刑主义强调罪罚相均衡，通过刑罚使服刑人员感到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从而使受害人得到精神抚慰、使服刑人员对刑罚产生敬畏感而避免再犯。我们谈到监狱改造问题，不可能否认报应刑存在的客观价值，但痛苦不等于悔悟，更不等于改过自新，现有的与外界社会隔离的监狱行刑环境的现状和弊端最能说明问题。
（一）现有行刑环境的现状
1、监狱改造的现状
我国现有的监狱改造模式历经几十年的实践和摸索，在实践过程中反复探讨如何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改造模式。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尝试，我国现有的监狱管理已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规模的体系。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监狱改造的现状进行整理。
（1）劳动条件、劳动模式及报酬流向
劳动改造是监狱改造活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劳动改造人，不但可以培养服刑人员的劳动技能，还可以在思想上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现在各监狱普遍的做法是由监狱提供劳动场所和生产资料自行组织生产，或由企业提供原料、技术，由监狱提供劳动力组织生产，星期一至星期六为劳动时间，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与监狱合作的企业林林总总、分门别类，譬如生产雨衣、金属类半成品等简单产品。
监狱与企业合作后，根据服刑人员的劳动能力状况由监狱方面分配从事不同的劳动。监狱根据服刑人员的劳动情况对其进行加分鼓励，作为今后减刑、假释的凭据。服刑人员劳动所得归监狱所有，用于补贴服刑人员生活的经费不足。
（2）管理模式和教育感化模式
我国的监狱管理采取的是全封闭模式，根据服刑人员刑期和犯罪类型分别关押在警戒级别不同的监狱中。为了达到良好的改造效果、对服刑人员个体有充分的了解、教育，我国对监狱干警人数和在押服刑人员的搭配比例有严格规定，要求前者达到后者的18%。目前我国的多数监狱无法达到这一比例，监狱存在超负荷问题。
我国的监狱管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鼓励和惩戒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服刑人员改过自新的主观能动性。鉴于通过干警对服刑人员的操行、考勤打分的方式比较客观地评价了服刑人员悔罪、改过的情况，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劳动改造外，思想教育、文化教育也是监狱有利的改造武器。监狱利用文化水平较高的服刑人员担任教员，根据服刑人员入狱时的文化水平，分别开设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对服刑人员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让服刑人员在读书学习中增长文化知识、化解愚昧。监狱干警利用工作时间深入监室对服刑人员进行思想引导，对入狱后执迷不悟、严重触犯监规的服刑人员在关禁闭之后进行重点的思想改造。学习与思想引导相结合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监狱改造的目的。
（3）与外界沟通的情况
谈到监狱，我们总会想到一个词语——身陷囹圄。从字的结构来看“囹圄”二字，四周封闭的结构表征了与外界的隔绝、疏离。目前，我国监狱采取的是全封闭化的管理，客观上隔离了服刑人员与外界社会的接触。
为了避免服刑人员与外界社会的脱节、降低其释放后重新融入社会的难度，监狱方面也作出了许多努力，譬如订阅报纸给服刑人员阅读、每天开放一定的时间给服刑人员们观看新闻联播等。此外，探监制度和书信等通讯方式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服刑人员与外界的联系。
（4）累犯产生的原因
监狱中的服刑人员中有一部分为累犯，其中相当部分再次犯罪的时间与刑满释放时间不足一年。累犯现象的存在不可避免，同时它也反映了监狱改造的局限性。
累犯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刑释人员没有足以谋生的劳动技能，且因服刑经历而遭到社会歧视，在刑满释放后处于失业状态，缺乏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后铤而走险、继续犯罪。
其二、刑释人员长期与社会隔绝，刑满释放后不被家庭接纳，难以重新融入社会，犯罪后再次回到监狱。
其三、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共同犯罪中共犯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下，刑释人员容易对犯罪后逃脱仍存在侥幸心理，为了利益再次铤而走险。
2、监狱改造趋“严”的现状
我国监狱系统在通过一系列倡导“人性化”的改革和实践后，遇到不少挫折，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整体的趋势是趋向于“严管”，对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实践和推广持保守态度。
监狱行刑社会化遭遇“寒冬”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因噎废食，对其加以全盘否定。监狱行刑社会化并非是孤立的、泛人性化的举措，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它的研讨和实践需要另辟蹊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监狱管理提出了“宽严适度”、“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要求，监狱行刑社会化使宽和严的标准更加明确，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建造和谐社会的目的。笔者将在以下篇幅进行阐述。
（二）存在的弊端
现有监狱管理模式积累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在改造服刑人员方面也颇具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改善：
1、改造手段单一，无法达到全方位改造服刑人员的目的。
现有的劳动改造加文化、思想教育的改造模式尽管颇见成效，但模式单一、简单，无法达到更好的改造效果。“条条道路通罗马”，监狱改造的终极目的决定了社会化改造的必要性。除了改造模式的多元化外，对原有改造模式内容的扩充和改造也有积极意义。
某些监狱系统监企不分，利用服刑人员劳动改造为名变相创收，从而忽视了对服刑人员的惩罚与改造工作，这也是需要反思和改变的。
2、服刑人员与社会脱节，重返社会后存在融入难问题。
一方面，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罪犯需要进行社会化，以使罪犯自身跟得上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罪犯同时还需要进行再社会化，即罪犯被迫重新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以弥补原来的社会化不足。监禁刑是一种剥夺罪犯自由的刑罚。监禁刑的执行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通过监狱执行刑罚，惩罚罪犯，向社会昭示违法犯罪的后果，同时，监禁刑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使犯罪者改恶从善不再危害社会。但是，监禁刑的执行势必影响罪犯的社会化。罪犯被判处徒刑，隔离于社会，使罪犯丧失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罪犯社会化速度迟滞于社会正常成员，素质劣于社会其他成员，从而表现出“监狱化”的特征。【2】
3、简单劳动无法培养劳动技能，刑释人员重返社会后难以谋生。
目前，服刑犯人进行的劳动改造多是从事操作简单、技术含量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从事此类劳动并不能增强劳动技能。刑满释放、踏入社会后，刑释人员会因缺乏谋生手段难以觅到合适的工作，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再度犯罪。
此外，监狱中虽对服刑人员进行专业劳动技能的培养，但仅简单采用熟练工帮带学徒工的方式，无法得到劳动技能的普遍提升、突破，对服刑人员释放后找工作不具有借鉴和帮助作用。
4、减刑、假释制度衡量标准不具体、客观，缺乏激励性。
对监狱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的标准是其计分情况。除考勤计分外，干警对自己负责的服刑人员的表现、态度进行评分，不免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也容易滋生腐败。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改造评估体系势在必行，这套体系应突出专业性、激励性、可操作性三个特点。
此外，监狱仅对服刑人员的刑事判决部分的自由刑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对罚金刑和民事部分即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没有考核标准，使罚金刑和附带民事判决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二、 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纵观各国监狱改革的发展，监狱行刑社会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它的研究和实践是必要的。
1、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需要。
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人之外，监狱中的所有服刑人员最终都将回归社会。既然监狱改造的落脚点是回归社会，那么监狱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天壤之别将不利于服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2、犯罪率上升，监狱行刑社会化可缓解监狱部分压力。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化，犯罪率有上升苗头。被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数量有增多趋势，给监狱管理、经费支出、安全警戒保障带来更大压力。除了改善现有的监狱硬件和提升监狱干警素质之外，监狱行刑社会化也可以缓解部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