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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家庭暴力成因及妇女权益保障

刘成江


　　家庭暴力的含义
　　什么是家庭暴力?国内国外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有的学者这样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和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有的学者还对暴力作了学理解释：暴力是一种强制、胁迫行为，表现为对自然人的殴打、捆绑、爆炸等使被害人的身心、性受到伤害、痛苦，或以此相威胁强制剥夺自由。暴力也包括对财物的打、砸、抢，并以此相威胁强制自然人，使其精神上受到严重伤害。[1]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人员之间，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
　　家庭暴力的成因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基本上处于只有义务而毫无权利的悲惨境地，反映在夫妻上，主要表现为男尊女卑、夫权统治。例如，我国古代的礼、法规定：“夫为妻纲”，“夫者妻之天也”。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妇女从生到死，都置于男子统治之下。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妻子都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她们根本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夫妻关系也只是尊卑、主从关系，妇女几乎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活的女性也认为夫为妻纲，夫权高于一切，女人就应该接受丈夫的支配，因此反抗意识淡薄，对来自丈夫的暴力往往默默忍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从法律上取缔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思维定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封建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并未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许多人仍然认为丈夫享有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权，什么“取来的妻，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一些人甚至还把妻子当作是丈夫的一件物品，并把对妻子的暴力行为看作是丈夫正当的 “纠正” 妻子犯错的权利。同时一些女性也仍持有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中甘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逐渐丧了自我，当家庭纠纷激发为家庭暴力时，只是逆来顺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常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尽管2001年4月新修改的《婚姻法》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他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民不告，官不究”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的影响，不仅一部分执法人员不能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行为，甚至连有些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也通常不接受家庭中的暴力事件。他们认为“两口子吵架不记仇”，家庭内部事物不便于干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就是抱着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敷衍塞责，最多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如此执法肯定对施暴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这样执法不力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其不足主要表现为：1.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2.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3.在民事法律方面，虽然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一次更加明确将“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却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做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立法的本意值得探讨。4.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5.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2]等等。
　　再次，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妻子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
　　最后，不健康文化传播误导人们的婚姻行为和道德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一些大众传播媒介对暴力、凶杀、性虐待等进行大力渲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舆论氛围实际是起了教唆的作用。如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以一个耳光拉开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序幕，从此两人走上了刀光剑影的“甜蜜之旅”。而那些看得如痴如醉的人们却将所有激烈的家庭暴力行为贴上了一个标签——这就是爱。人的许多暴力行为是从上述类似的社会文化中“习得”的，也就是说，施暴者不是先天有心理障碍，而是在后天中学习到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不例外。
　　法律体系是遏制家庭暴力的强有力保障。我国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签署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另一方面，将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列入2001-2010年《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之一。同时不断完善立法，使家庭暴力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严厉惩治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2001年4月修改的新《婚姻法》在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以及确立了社区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等等。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对家庭暴力的罪责问题规定的更加明确。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妇女在家庭暴力中的人身权益，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条条规定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规定了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并明确了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还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等。此外，《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都对家庭暴力作了保护性的规定。而且，我国目前还有几十个地区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行政性文件。根据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维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维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我们庆幸不断完善的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在为广大妇女提供有效法律保障的同时，也由于法律对家庭暴力没有细化的标准和执行细则而导致执法不力的问题，多少会有些无可奈何。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问题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呼吁立法部门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在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3.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4.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5.明确公安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6.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7.明确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8.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9.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健全社会综合维权机制构筑新时期家庭伦理道德体系
　　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比社会暴力更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对施暴者进行惩处，是有效遏制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一个良好征兆。不过，《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遵循“充分尊重公民的私权，以私人自治为主，国家公权适当干预为辅”理念。何况婚姻家庭是夫妻及其家庭成员私人的自治空间，理应成为国家公权审慎介入的“特区”。社会性质的调节组织、心理咨询组织、婚姻家庭救助组织等社团在预防和调解家庭暴力方面往往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其效果显然比公安、司法机关不近人情的制裁性干预要好得多。此外，社会舆论在谴责、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新闻媒体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继续发挥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曝光和监督作用。同时呼吁各类文化传媒时刻不忘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方式去引导人们的婚姻行为。另外，由于执法人员及相关机构决策者对家庭暴力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还应建立国家性别统计机制，设立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家庭暴力在内的分性别的统计系统和统计规划，建立完整的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库，为国家决策提供可靠数据;以及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决策者、执法者进行社会性别及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培训，提高公众反暴力的意识[3]。
　　一般认为，法律是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二者是既分离又相关联的社会控制力量，是分不开的。哲学上说，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要想从源头上根治家庭暴力，不能仅靠法律的外在威慑力，必要时需辅之以内在的道德约束。尤其是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重的今天，道德被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发挥着法律更加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避免家庭暴力的重演，我们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还需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况且婚姻家庭大都带有人生自我认识、自我探索和自我把握的性质，主要诉诸于人的自律精神，诉诸于人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博士李颖和郭清香认为：“道德是人心的法律”，唯有让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继续发挥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等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才能从潜意识里制约施暴者的外在行为，从而从源头上杜绝家庭暴力的蔓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
参考文献：
[1]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4-35.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3]陈丽平.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理事会主席陈明侠呼吁尽快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N].法制日报社,2005-09-02


对于父母赠与子女财产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

宋君


　　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诸多漏洞与空白。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笔者就该方面法律问题作一下分析，以资法律人员探讨。

一、关于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问题

　　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首先应对未成年人财产的范围加以界定。现行 《中华人名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家庭成员中夫妻财产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而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范围未作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范围，具体内容可包括：（1）因继承、接受赠与或其他无偿方式取得的财产。其中，关于“赠与”的财产，无论财产来源是父母还是父母以外的第三人，都归子女所有，以逃避债务为目的之赠与除外。未成年子女由父母赠与的财产与由第三人赠与的财产事实上并无不同，但为杜绝少数父母滥用其在未成年子女财产上的管理权，骗取交易人信用的行为，可在父母处分该财产时加以程序上的限制，而不宜在财产的定性上区别对待。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包括接受遗赠、因时效取得、无主物先占、埋藏物发现、因拾得物而取得的报酬以及人身遭受不法侵害而获得的赔偿金，还包括用现金购买的财产。（2）因劳动、经营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这一部分的财产主要包括劳动报酬、奖金、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未成年子女因劳动、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根据现代法治原则，无疑应当归该子女所有。否则，未成年子女应对外承担责任时，其债权人不能请求对其所有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护交易安全。（3）专供未成年人个人使用的生活用品，如衣服、饰物及学习、工作用具等。（4）作为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部分财产权。

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未成年人大多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财产不能亲自进行管理、收益与处分。因此，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有妥善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学术界对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是否应享有用益权与收益权上观点不一。由于近代民法一般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享有用益权与收益权，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父母之收益，不仅得以抵偿教养子女之费用，且可借弥补家用不足，如有剩余，则听由父母处分。也有观点认为以父母子女至亲为由，来牺牲子女利益，实为站在父母之立场所作的解释，并认为应否定父母之收益权，以确保子女利益。
　　本文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义务应以处理自己事务之同一注意进行管理。父母未尽注意义务，致使未成年子女财产受损害的，应进行赔偿；因此危及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的，可构成监护权变更的法定理由。因未成年子女财产所得的收益，应归未成年子女所有。财产所有权归未成年子女，而收益若归父母，显然不符合所有权的基本理念。父母不能以自己承担了抚养义务作为对价而使用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收益。未成年子女财产之收益，可用于财产管理费用、未成年子女教育费用，或在家庭生活困难时弥补家用，如有剩余仍归未成年子女所有。

三、 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处分的问题

　　本文认为，以处分行为有偿、无偿区别其效力：当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无偿处分其财产时，因相对人取得利益并未支付对价，即使该处分行为无效，也不会对相对人产生太大的不利影响，此时法律应侧重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认定父母的处分行为无效；当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有偿处分其财产时，由于相对人支付对价后才取得利益，如仍认为处分行为无效，势必给相对人带来不利，此时法律应侧重保护交易安全，认定处分行为有效。此观点兼顾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较为合理。但这是针对父母已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处分的情形而言的，在法律实施的可操作性上并非对保护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与维护交易安全起到很好的兼顾作用。因为是否为子女利益属家庭内部事务，外人难以知悉。因此，笔者以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应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明确规定父母基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需要，可以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否则应视其行为分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造成未成年人财产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具体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中。《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未成年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当然也享有财产权利。同时，根据未成年人还不具备保护其财产能力的特殊情况，《民法通则》设立了监护制度，对其财产权予以保护。《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此外，《婚姻法》与《继承法》还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继承权、受遗赠权，即以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得财产。
　　1992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第4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第47条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四、完善我国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法律制度的主要思路

1、明确未成年人的财产范围，本人对财产处分的法律能力，未必一概认为10周岁一下的未成年人的财产处分行为均无效，从当今社会发展及习惯来看，这一观点已经不利于交易的稳定。

2、在未成年人的财产处分上，父母对子女的财产侵权行为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应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财产进行的处分行为的界限及损害后果的法律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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