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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思考

寿阳县人民检察院 李常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2001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解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规定：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分别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做出解释或进行研讨，而且所做规定不尽相同，甚而至于还存在矛盾，说明从立法高层对挪用公款罪理论认识上是有分歧的。高法解释将挪用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公司排除在挪用公款借给个人使用之外，人大解释将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未谋取个人利益的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会谈纪要中更是将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也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以笔者愚见，甚为不妥。
一、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款的使用权，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每一笔公款其所有权或为国有，或为集体所有，或者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经费，或者是应上交国家利税，或者是企业公积金或公益金，或者是预提职工福利等。任何单位，任何人都无权挪给其他个人使用，而无论形式上是个人决定，还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都无权改变公款的用途。如果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势必侵犯公款的使用权。再者，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无论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为了单位利益，其实质都是为了一小部分人或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其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无论以何种形式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也包括其他借给其他单位使用），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是市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金实力雄厚与否，有时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事实上，当某一个单位能轻而易举地筹借到公款时，往往会将其他竞争者置于不利地位，从而掌握市场的主动权，在竞争中赢得有利的地位，其实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从公款出借方来说，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权利交易，无论披上什么合法的外衣，其受利益驱动的动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法律对人的作用称为法律的规范作用，主要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强制作用，法律对于人们的行为起评价标准和尺度的作用。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点，预见和估计人们相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刑法通过打击犯罪来引导人们哪些行为是可为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为的。如果法律对以各种“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挪用公款不能认定为犯罪的话，势必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起一种错误的诱导作用，引导人们继续“合法”地挪用公款。
四、在人大解释中，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属于“归个人使用”，在该条款中，将公款借给自然人使用，并不管是否为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也不管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都属于挪用公款中的“归个人使用”。但在高法会谈纪要中却将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排除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之外。也就是说单位负责人既为了单位利益同时也为个人谋取了利益，将构不成挪用公款罪。虽然高法会谈纪要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但对审判实践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并且根据“疑罪从无”的精神，这样的行为很难认定为犯罪，也就是说高法的会谈纪要使人大的立法解释形如空文，确有司法侵犯立法之嫌。
综上所述，现行法律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虽然规定较多、较细，但是既缺乏法理依据，实践操作性又差。为此，笔者建议挪用公款的主体应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前述第一类人员只要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即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第二类人员则要区分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对于挪用公款的使用人的界定也应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人，第二类是单位，确切地说是指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自然人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挪用公款的动机则不应将为个人或为单位谋取利益成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第二审法院进行再审时可否加重刑罚不给上诉权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8月16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你室鄂法研〔1990〕6号《关于对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第二审法院进行再审时可否加重刑罚不给上诉权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请示报告”所述：被告人李某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上诉后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亲属不服提出申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量刑不当，需要改判加重刑罚。对于这种案件，我们认为，如果是需将原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改判加重刑罚二、三年（最多只能加重到十五年），这说明原判量刑偏轻，而不是畸轻，因此可不必再审改判；如果确需将原判改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则中级人民法院应撤销原第一、二审判决、裁定，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重新审判。对于重新审判后的判决，当事人可以上诉，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抗诉。

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第二审法院进行再审时可否加重刑罚不给上诉权问题的请示报告 鄂法研〔1990〕6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我省一基层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李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被害人的家属不服，提出申诉。中院发现，原第一审判决和第二审裁定对被告人李某某认定的犯罪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处刑过轻，需要改判加重刑罚。我们认为，刑事案件进行再审，如原第一审或第二审确属适用法律不当，需要加重或减轻刑罚是可以的，但对加重刑罚的案件，在程序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第二审法院可以再审改判加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所作的判决是终审判决，不给被告人上诉权。
另一种意见认为，第二审法院可以再审改判，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不能以第二审终审加重刑罚。若需加重刑罚，原第二审法院应撤销原一、二审判决、裁定，进行再审，所作的判决应是第一审判决，给被告人上诉权，如属抗诉的，可以作终审。
上述问题，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在实践中我们的理解也不一致，特向你们请示，请予答复。
1990年3月26日